第二章 初到费城-《富兰克林自传》
第(2/3)页
当时,纽约的州长伯内特(伯内特主教的儿子)从船长那里听说有位年轻的乘客,有为数不少的书籍,便希望船长能带我去见一见他。于是,我去拜访了他,如果柯林斯没有喝得不省人事的话,我一定会带他同去。州长对我十分客气,并带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室,那儿可真大,我们还谈了关于书和作者方面的许多话题。这是第二个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如此青睐的州长了,真令我荣幸万分。
接着我们继续向费城出发,路上我收到了维龙的还款。要是没有这笔及时到账的钱,我们可能就无法赶到费城了。柯林斯想应聘店铺会计的职位,但别人从他的呼吸或举止中都看出了他酗酒的恶习。因此,虽然有好几封推荐信的帮助,柯林斯依然没能求职成功。他只能继续和我一起吃住,一切费用由我支付。他知道我收到了一笔还款,便不断地向我借钱,每次都表示一找到工作就还钱。后来,他借走的钱越来越多。一想到维龙有一天会让我把这笔款汇走,到那时我该怎么办,这真令我发愁。
要命的是柯林斯仍然继续酗酒,为此,我们时有争吵,因为酒一下肚很容易大动肝火。有一次在特拉华,我们同几个年轻人轮流划船,轮到他时他却不肯划,说:“我要别人划船送我回家。”我说:“我们决不替你划。”他说:“要么划,要么就在水上过夜,随你的便。”其他人听了便妥协了说:“划就划吧,那又能怎样?”但我心里实在生气,坚决不划。他竟然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不划就把我扔进河里,说着就跨过座板径直走向我。而我一把抱住他的腿,猛地一掀,使他四脚朝天跌入水中。他很会游泳,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他的安危。当他游到我们船边时,我们就逼问他到底肯不肯划船,然后又划几下使船从他身边滑过。他十分恼怒,就是固执地不肯划船,最后看他已经游得很疲惫了,我们便把他拉了上来,直到晚上,才把浑身湿得像落汤鸡的他送回去。这件事之后,我们总是吵架。这时,恰巧有一位西印度群岛的船长,受人委托要给一位巴巴多斯的绅士找一位家庭教师,柯林斯正合适,便带他去了那里。这样,我俩就此告别了,他保证在拿到第一笔报酬后就汇款偿还我的钱。可是,此后我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。
随便动用维龙的钱是我人生早期所犯的大错之一,这件事证明父亲因为我太年轻而不允许我开业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不过,威廉爵士看完我父亲的信后,却认为我父亲过于谨慎了。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大,年长的人未必都谨慎,年轻的人也未必都轻率。最后,他说:“既然你父亲不帮助你,那么我来资助你,你把需要从英国购买的东西列一张清单给我,我帮你订货,等你有能力时再还我的钱。我一定要让这里有一间像样的印刷店,而我相信你能实现我的愿望。”他的言辞十分恳切,让我没有理由怀疑。我一直保守秘密,没有把在费城开业的事告诉任何人。假如当时有人知道州长要帮我开业,我想了解他的朋友一定会劝我不要轻易相信他。后来我才知道,州长总是轻率许诺而又从不兑现,这事很多人都知道。可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状况下,我未曾请求,而他却主动提出帮助我,让我怎能相信这种慷慨是虚伪的呢?我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
于是,我把开一间小印刷店所需要的费用列出一张清单交给了州长,大约需要一百英镑。他见了十分高兴,问我如果亲自到英国去选购铅字和设备,是不是能保证东西都是最好的。他还说:
“这么一来,你还可以在那里结识一些人,同书商和文具商建立联系。”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,这样他便决定要我乘坐“安妮丝号”去英国。“安妮丝号”每年只有一班航船,也是来往于伦敦和费城的唯一一艘船。那时,离“安妮丝号”航行还有几个月的时间,所以我不得不继续在凯默尔那里工作,发愁被柯林斯借走的那些钱,每天担心约翰要来提钱怎么办。不过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,几年内约翰都没跟我要那笔钱。
这中间,我想我遗漏了一件事。在我第一次离家出走到费城的旅途中,曾因为没有风而无法航行,船只能停泊在布拉克岛附近。当时船上的人都去捉鳕鱼,抓上来很多。我向来是坚持素食主义的,在那种情况下,我更想起了特恩的告诫:捉任何鱼都是无缘无故的谋杀,因为它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,我们没有理由杀害它们。听起来十分有道理,但我本来就爱吃鱼,当一盘热气腾腾的炸鱼端上来时,对我来说实在太诱人了。我着实做了一会儿挣扎,最后想起在杀鱼时,从大鱼肚子中剖出一条小鱼来,我便想:“既然你们之间都互相吞食,为什么我不能吃你呢?”于是我畅快淋漓地吃了顿炸鳕鱼,之后还继续吃鱼,偶尔吃一点儿素食。理智的动物总是有道理的,因为不论他想干什么,总能找出或制造出理由来。
一直以来,我和凯默尔都相处得很好,意见也比较一致,因为他从来不知道我打算开业的计划。他还像以前一样对信仰激情奔放,迷恋辩论,因此我们常常争辩不休。我惯用苏格拉底的辩论法,常常用看似离我们的辩题很远的问题引他入圈套,然后逐渐地套回到我的论点上来,使他陷入各种困难和自我矛盾的窘境。最后,他谨慎得能令人发笑,连最普通的常识问题都无法作答了,而是先问:“你究竟想说什么?”不过,我的辩才却因此获得了他很高的评价,他甚至十分严肃认真地向我提议,帮他创立一个新的教派,他负责布道,而我负责驳斥一切反对者。于是他向我解释他的教义,我发现其中有一些东西是我所不能认同的,除非加入我的一些意见,用我的观点来解读。
凯默尔蓄了长胡子,就因为摩西法典曾说:“不能损坏胡子,即使是胡须的边缘。”他也以星期日为安息日,这两条对他而言是不可更改的。但我却不喜欢,不过假如他能将食素加入到教义中,我也可以接受这两条。对此,他却说:“我担心我的身体会吃不消。”于是我向他保证,食素对身体不但不会有任何影响,反而会有益健康。他可是个酷爱美食的人,我想想他今后半饥半饱的样子就觉得好笑。他同意试一试,要我陪他一起食素,之后我们一起坚持了三个月。其间,我们的食物都是由一位邻居大嫂做好送来的,她按照我列出的四十种菜的单子每天为我们准备不同花样的蔬菜,没有鸡鸭鱼肉。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倒是符合我当时的情况,因为它很省钱,每周的花费不超过十八便士。此后,我便常常从普通食物一下子过渡到四旬斋戒,然后再从四旬斋戒变回来,丝毫没有不便之处。有人曾劝我说改变饮食习惯要循序渐进,我却觉得毫无道理。我十分愉快和享受吃素食,不过凯默尔却苦不堪言,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。他太渴望美食佳肴了,于是订了一份烤猪肉,并邀请我和另外两个女友一同进餐,结果菜上得太早了,他实在经不住美食的诱惑,在我们到来之前就把猪肉吃了个精光。
这段时间,我爱上了里德小姐并多次向她求爱。我对她极为尊重和爱慕,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。不过因为我将有一次长途旅行,我们又还太年轻,才十八岁多一点儿,她母亲认为我们目前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为好,至于结婚,应该至少等我回来开业之后进行。或许她认为我的开业计划根本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稳妥。
这段时间我交往的朋友主要是查尔斯·奥斯伯恩、约瑟夫·华生和詹姆士·拉尔夫,他们都热爱读书。前面两人是有名的公证人查尔斯·布洛格顿的秘书;另外一个人是商店店员。华生是个年轻而虔诚的宗教教徒,为人诚实正直,另外两个人则对宗教信仰不屑一顾,尤其是拉尔夫,他和柯林斯一样,曾受过我的责备,不过他们也都让我吃了不少苦头。奥斯伯恩聪明、正直、直率,对朋友真诚热情,但总是对文学持批评态度。拉尔夫头脑灵活、彬彬有礼、善于雄辩,我甚至觉得从来没见过如此善于辞令的人。他们都热爱诗歌,并尝试写诗。我们四个人经常愉快地在舒伊奇尔附近的森林散步,轮番朗读和评论作品。
拉尔夫十分喜欢写诗,认为自己将来在这方面一定会名利双收。他还断言,即使最有名的诗人在写诗的初期也会像他一样有瑕疵。奥斯伯恩则劝他放弃这个想法,因为他在这方面实在没有才华,还建议他安分守己地做自己的本行即可,不要涉足其他。奥斯伯恩说,在商业方面,虽然拉尔夫还没什么资本,但他可以通过勤奋守信,先受雇成为一名代理商,再慢慢自己开店。我也赞成写诗不过是自娱自乐,最多只能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,不可异想天开。
有人提议,当我们下次见面时,各自拿出一篇自己所写的诗来,互相观摩、批评和改正,从而提高自己在语言和表达方面的能力。这也就是我们的目的,因此我们不讲究创作新诗,而是改写圣诗第十八篇,描写神的降临。当我们的聚会时间越来越近时,拉尔夫首先找到我,说他已经写好了。而我告诉他,由于实在太忙了,也没什么兴趣,所以还没写出来。接着,他给我看他写的诗并征求我的意见,我大加赞赏说写得十分出色。他说:“可奥斯伯恩出于嫉妒,从来不肯承认我的诗有一点点优势,总是百般挑剔和攻击。他不嫉妒你,你大可以拿这首诗去朗读,就说是你自己写的,而我则借口说没时间,什么也没写。到时候我看看他究竟怎么说。”我表示同意,立即誊抄了一遍。
聚会时,华生朗读了他的诗,有些地方比较出色,却漏洞百出。奥斯伯恩朗读了他的诗,比华生的要好很多。拉尔夫对他们做出了公正的评判,既指出缺点又表彰了妙处,但他说自己什么也没写。我当时很迟疑,就像能免交试卷一样,找种种借口推脱,但大家不同意,我必须拿出作品。于是我就把拉尔夫写的诗念了一遍,华生和奥斯伯恩立刻认了输,开始赞扬我的诗。拉尔夫则提出一点点批评意见和需要修改的地方,而我却竭力为“我的诗”辩护。奥斯伯恩反对拉尔夫的意见,并抨击他评诗的能力比作诗的也强不到哪儿去,最终拉尔夫停止了争辩。当他们两个人一起回去后,奥斯伯恩开始极力赞扬我的诗,并表示刚才之所以极力克制自己而没有大力称赞我,是怕我认为他是在奉承我。他说:
“有谁想到,富兰克林能写出这样出色的诗,热情、生动、有力,甚至超过了原作。他日常谈话踌躇不定、词不达意,但上帝,他怎么能写得这么好!”不过在下次聚会时,拉尔夫揭穿了我们之间的小把戏,而奥斯伯恩也受到了大家的奚落。
这件事让拉尔夫更加坚定要成为诗人的决心,而我则劝他不要白费力气,不过他哪里肯听,仍然乱写文章,直到波普说服了他。但他成了一位优秀的散文家,这是后话了。由于以后我再没机会提到另外两个人,在此就把他们的情况做一个交代:华生几年后在我的怀抱中去世,这让我悲痛万分,要知道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;奥斯伯恩到了西印度群岛,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,赚了不少钱,但英年早逝。我同他曾达成协议:谁先死的话,一定想方设法把另一个世界的情况告诉未亡者,但他没有履行诺言。
州长的把戏
州长貌似十分喜欢与我交往,经常让我到他家去,也时常把帮我开业的事挂在嘴边,除了说要给我写贷款信,让我有钱去购买印刷机、活字和纸张等必需品外,还说要写一封推荐信,让我带给他的众多朋友。有好几次,他都说让我去拿信,可我去了之后,又说还没写好,要我下次再来拿。他就这样拖来拖去,一直到临开船也没写好,况且船已经好几次推迟航行了。后来临开船时,他终于叫我去辞行并取推荐信,结果他的秘书又告诉我他还在写信,不过开船之前他要到纽卡斯尔去,他会在那里把信交给我。
拉尔夫当时已经结婚,并且有了一个孩子,可他还是要和我一起去,说是想开辟一个商业渠道,代理销售商品并赚取佣金。后来我才得知,他是因为同妻子的亲戚关系不和,想要丢下妻子一走了之,再也不回来了。就这样,我同朋友们告别,同里德小姐海誓山盟,之后便乘船离开了费城。船在纽卡斯尔暂作停泊,州长说他在那里,于是我便去了他的住处,可迎接我的又是秘书,他以极其谦和文雅的措辞转达了州长的回话,说州长正忙于政务,会派人将推荐信送到甲板上,同时祝我旅途顺利,早点儿返程。我迷惑不解地回到了甲板,不过仍然对州长深信不疑。
我们有幸同费城著名的律师安德鲁·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,还有教友会的商人邓汉先生、马里兰州的铁匠铺老板奥林先生和鲁塞尔先生等人同乘一艘船,不过他们订了头等舱,而我和拉尔夫不得不到三等舱。船上并没有人认识我们,都把我们当成普通的乘客。但汉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詹姆士(后来当上了州长)又返回了费城,他是被重金聘请去为一艘被扣的船辩护的。在我们的船要启航的时候,富兰奇上校上船了,他对我谦和有礼,十分器重。大家将这件事看在眼里,便邀请我和朋友拉尔夫一同住到头等舱里,占据了汉密尔顿空出的位置。
我想富兰奇上校一定将州长的信件送到船上来了,于是向船主索要应由我保管的信件,他说所有的信件都放在同一个袋子里,这时候没办法拿出来,但到英国之前,一定会把它们分拣出来交给我的。我便安下心来,继续投入到航行中。舱内大家相处得十分和谐,我们的生活也过得挺好,汉密尔顿先生留下的物品可以供我们使用。
这次航行让我跟邓汉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并保持了一生。尽管天气有时恶劣,但总体来说,这是趟令人愉快的返程。
当船驶入英吉利海峡后,船长履行了诺言,给我机会去袋子中寻找州长的推荐信,却没有找到一封是标明应由我携带的。我从中挑出六七封信,根据笔迹来推测可能是州长给我的推荐信,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其中有一封是给皇家印刷店巴斯克特先生的,另一封是给某文具商的。我们于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抵达伦敦,我首先拜访了那个文具商,因为到他那里最顺路。我将信交给他,并告诉他这是凯思州长的信,他却回答说:“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啊!”但他还是打开了信,然后说道:“哦,是李德斯顿的来信,我最近才知道他是个大骗子,因此再不同他来往,也不接受他的来信。”他将信塞到我手中便转身招呼顾客去了。
当发现这些信根本不是州长写的,我才猛然惊醒,仔细回忆过去一点一滴的经历并加以比较后,开始怀疑州长的诚意了。于是我找到朋友邓汉,将事情的始末统统讲给他听,而他则告诉我凯思的为人,凯思根本不可能给我写什么推荐信,对他稍有了解的人是绝不会信赖他的。听说州长答应给我写贷款信时,他笑了起来,说根本不会有什么贷款信。最后,他劝我在这里找个本行工作:“在这里的印刷店干活可以提高你的水平,当你重返美洲时,你会具备更好的开业条件。”
我们俩像那个文具商一样,碰巧知道了李德斯顿是个无赖的事实。他曾说服里德小姐的父亲跟他签了份合同,结果毁了里德一半的财产。根据这封信来看,李德斯顿跟凯思合谋准备陷害汉密尔顿先生。邓汉是汉密尔顿的朋友,我认为应该让他知道这封信的内容,于是等汉密尔顿到英国后不久,我们便把信交给了他。至于为什么这么做,我想一半是出于对此事的不满和对凯思与李德斯顿的厌恶,另一半是出于对汉密尔顿的好意。他对我们表达了诚挚的谢意,因为这个信息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从此,我们成了好朋友,后来我还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。
然而,我们怎么会想到,一个堂堂州长会玩弄如此卑鄙的把戏,欺骗一个孩子呢!他应该是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:既想取悦所有人,又不想有所付出,于是只好给人开空头支票。不过,他的确是个头脑聪明、明事理的人,同时还是一个好作家,对人民来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州长。当然,对那些身为有产者的选民来说,他并不是个好州长,因为他时常不听从他们的指令,州里好几部法律就是由他提议并通过的。
第(2/3)页